去年12月，面向2035年的扩大内需顶层设计正式对外发布。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围绕11个方面出台38条举措，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方案，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形成较为强大国内市场。扩大国内需求是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时期，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关键在哪？如何有效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合理化，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扩大国内需求从根本意义上讲是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人民消费需求，因为投资需求最终都要依靠消费需求而实现。收入对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重点是增加具有消费倾向的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费支付能力。因此扩大内需必须奠定在扩大收入和合理分配收入的基础之上。

  2022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9.21亿，占到全国人口的65.2%。城市消费占到了全国消费的较高比重，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说城镇居民占到86.5%。能够准确的看出，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城镇居民是形成消费需求的主要力量。扩大城镇需求必须持续不断的增加投资、创业与就业规模，扩大收入的基础，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水平。

  相对于中国大规模过剩劳动力来说，投资的资本总规模较小，人均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中国仍是一个资本稀缺，资本成本较高的国家。2022年不包括农户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72138亿元，以城市就业劳动力约4.63亿计算，人均固定资产为12.36万元；以全国劳动力约7.84亿计算，人均固定资产仅为7.3万元。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劳动者人均资本使用规模较小，也就是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较低，因而中国劳动力所生产的人均GDP和国民收入都较低，体现为劳动力人均工资水平较低。所以，为了更好的提高劳动收入水平，中国需要鼓励投资扩张，加强各类创新活动，逐步的提升资本有机构成，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劳动就业对于增加居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推动消费需求量开始上涨主要是依靠增加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增加依靠生产发展，也就是依靠增加投资和创业。因此扩大投资，激励创业对于增加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在产业和地区分布上不尽合理，绝大部分资本大多分布在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集中于传统产业，在高科技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投资的资本严重不足，在创新上投资又不够积极，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里，使得劳动收入微薄。在地区分布上资本主要集中于沿海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边疆地区投资的资本相对较少，这些地区资本匮乏，劳动就业机会较少。因此，需要通过政策倾斜大力推动在这些地区的投资，鼓励城乡无业、失业群体自谋职业。内陆和边疆地区要吸引沿海地区产业资本转移，沿海地区要加快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地和边疆地区转移，努力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攀升。

  投资扩张和创业就业增长是确保收入增加和消费扩张的根基，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激励投资和创业，增加就业就会，才能扩大形成消费扩张支付能力的收入基础。要以创新与创业带动有效投资和就业增加，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为增加有效就业和国民收入，需要深化投资、创业和就业政策改革，鼓励投资、创业和创新，形成有助于促进投资、创新创业与就业环境。深化包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在内的有关制度改革，扩大投资开放范围，进一步提升投资自由化程度，鼓励创新与创业，努力增加能带来有效就业的投资和创新创业活动。

  ▲农民偏低的收入限制了国内需求扩张。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4.91亿人口，比上年减少731万人，其中农民工2.96亿人。农民的消费增长是全国扩大消费最可观、最有潜力的部分。农民收入少，消费不足，特别是市场化消费更少，消费层次低。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82.6%，边际消费支出占边际收入的比率为59.6%，比2021年1.2倍的比率也低很多。与农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不同，城镇居民收入转变成为消费倾向较农民低，转变为储蓄、证券等财产和资本的倾向比农民高。城镇人民把收入的较大一部分积累起来了，没有变成当期消费需求。

  农民偏低的收入限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支付能力。这是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障碍。2021年农村居民最低20%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856元。中部和西部地区最低20%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低一些。农村居民有消费需求，但缺乏消费增加的支付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则能马上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且不会创造出更多的过剩资本。因此，扩大国内需求重点是增加农民收入。

  ▲变革农村经济体制和农业生产方式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出路。城乡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日益拉大的趋势，这种城乡发展差距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199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城镇居民的45.4%；2022年这个比例降至40.9%。1990年至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同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缺口在日益扩大之中，这已经对经济可持续迅速增加构成不利的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同经济发展体制与方式的结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慢慢的变成了制约经济高水平发展的主要的因素。国家需要全方面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振兴乡村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推进城市化发展，转移和吸收农民进城的传统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还在于城市就业机会增长空间存在限制，城市房价已经较高，农村人口进城面临住房和就业困难。家住农村而就业在城市的农民工就业方式又不够稳定，他们扩大消费需求存在顾虑。根本的办法是加快改变农村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和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农民就地转移转产进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土地入股的资产性收入，为农民增加收入开拓广阔前景。提升农民收入主要是依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要改变农民收入低微状况，必须深化农村经济改革，扩大开放，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规模采用现代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成果，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滞后，资本作用在农村并没有正真获得有效发挥，使得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没有正真获得很好发展。国家限制资本进入农村买卖土地的原因包括担心资本购地搞非农产业开发，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生产资料同时又没有就业机会；担心出现土地兼并；担心国家粮食安全等。其实，这样一些问题都能够最终靠资本准入农村市场的制度设计与创新得到解决。国家可以在一些地区进行3—5年的改革开放试点，然后总结经验进行推广。

  ▲取消垄断低价收购农产品政策，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满足和创造农民新增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对农产品采取剪刀差政策把农业剩余价值转移到城市已经是不合时宜的。现在中国已经走过了需要农业做出牺牲支持工业化发展的时期，而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馈和帮助农村发展的时候了。继续采取垄断低价收购农民粮食的政策不仅损害农民和农业发展利益，减损农民收入，也不利于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

  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提高粮食市场行情报价的重要价格标杆，可以激励农民增加粮食种植和劳动积极性，为农民增加工业品和城市服务消费需求提供支付能力。从消除贫困、增强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等方面都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把对农业补贴直接体现在粮食收购价格之中。同时，要在精准扶贫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和获得感，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遏制贫富分化；要把返哺和援助农村经济发展作为增加农民收入，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手段。

  中国消费者对信贷消费比较理性和谨慎，而且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个人储蓄和信贷对形成消费需求只是延迟和提前实现的问题，不构成实质影响。消费一定要建立在合理的有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对消费需求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扩大消费需求，既需要筑牢居民增加收入的经济基础，又要调整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不合理会加剧生产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会加重生产过剩严重程度，放慢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国内市场需求狭小与收入水平低垂、收入分配不够合理有密切关系，也是发展中国家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重点是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我国资本成本和价格相比来说较高，因而资本要求的回报率相应地也较高。与高收入人群主要是依靠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不同，低收入人群主要是依靠劳动取得收入。在资本成本和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劳动力报酬会较低，低收入人群所获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较小；相反，资本所获得的报酬水平较高，资本所有者从高利润和高成本中分得较高的收入，也就是说他们依靠经营资本和财产获得较高的收益，他们的收入占比水平较高。1990至2019年，中国最低20%收入人群在国民收入中的收入比重从1990年8.3%基本上逐年下滑，到2010年达到谷底，之后小幅波动趋升，2019年升至6.7%的水平。显然中国最低20%的人群的收入占比偏少，而这些人大多数是一线%的最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由1990年25.8%逐年攀升至2010年32.6%，此后小幅波动趋降，2019年降到29.5%。

  1990年资本比现在稀缺得多，最高收入前10%的人所占有的国民收入大约是同年最低收入20%的人的收入的3.1倍，2010年这个收入比重差距扩大到6.4倍，此后几年虽得到一定缓解，但到2019年这两个收入群组的收入比重依然保持在4.4倍的较大差距上。拥有高额资本和财产的高收入人群所开支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很小部分，绝大部分收入重新资本化或财产化，以便带来更多的收入。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的人群或低收入人群具有扩大消费需求的动机，却不具有扩大消费开支的能力。目前中国经济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矛盾已经较为突出，国内消费需求市场的狭小慢慢的开始严重制约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潜力和速度，中国经济一定要解决消费需求不适应发展要求的问题。

  国家必须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开放，调整和优化市场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要坚持劳资两利原则，积极地推进劳动工资集体谈判和协商制度，使劳动报酬基本反映劳动生产率变化、劳动市场供求和经济稳步的增长变化。企业在初次分配中要着重增加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工人和科研人员的劳动报酬，适当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限制高收入人群过分悬殊的收入，特别是过高的资本利润率水平。跟着社会生活水平和生活成本提高，各地区要适时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到位的话，会出现资本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在一些领域资本存在严重相对过剩，劳动收入总体不足，分配又不够公平合理，国民收入较大部分集中于少数富豪等高收入人群手中，一线劳动人民所取得的收入与劳动付出不相匹配，不仅严重挫伤劳动积极性，而且严重缩小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规模，阻碍了经济增长。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因此，国家要加大财税等宏观政策工具对个人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和遗产所得的调节力度，加强对高收入者各种收入形式的税收调节和监管，降低资本积累和集中的速度。严格监控财政资金在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烂尾项目开发中的流动、浪费和利益输送。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要加大财经反腐败查处力度，增强人民对党自我革命的信心和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国家要推动教育、养老、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努力提高农村老人养老金水平。建立健全社会帮扶、救助和慈善事业发展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和相对落后的农村、山区、边疆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使转移支付资金更多惠及普通百姓。

  ▲有效扩大内需要着力提高居民消费率。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丁任重、张素芳，2010）。增加财政公共消费需求不是解决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办法，必须由社会消费形成需求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销售困难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必然结果，严重的供求不平衡会导致经济危机和停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则能扩大有效需求，保持经济持续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李学兵，2013）。有效扩大内需最根本的出路就是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合理化，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消除贫富分化，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居民消费率被日益提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政府消费率所挤占（图1）。自1990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199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63.2%，2000年达到63.9%的顶配水平，2010年滑落到49.3%的低谷，2021年才恢复到54.1%。中国最终消费率波动下滑，表现为消费需求下滑。与此同时，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呈日益走高趋势，一定意义上讲政府消费挤占或代替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由1990年21.5%提高到2021年29.3%，提高了7.8个百分点。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是说居民消费被政府消费挤占了7.8个百分点，反映了政府消费率过高、政府消费增长过快、政府消费开支过高、由财税与国债获得的收入增长过快。

  1990年至2021年间资本形成率总体上呈波动上行趋势，由1990年34%增加到2021年43.3%，扩大了9.3个百分点。2021年中国资本形成率比世界中等水准高18.3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国民收人中积累率和资本转化率过高，严重挤占了居民消费需求。最终消费率走低，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率偏低，是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偏高的结果。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加快资本积累，加速国家建设和企业资本积累，但是过高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率，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形成，会加快资本相对过剩的到来，反而限制了经济发展速度。

  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对于保持经济均衡、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国家在宏观调控上需要约束资本所得水平，限制资本积累速度，同时国家要精简机构，压缩政府财政开支，增加人民收入，改善政府消费，限制公款消费，优化财政开支结构，重点扩大能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利益的公共服务开支，减少只能由高收入人群获益的公共服务开支。

  ▲保持供给侧与需求侧相互协调、联动和动态平衡。人们在低层次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正常情况下不会额外增加边际消费需求，但对于满足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依然强烈，这种高层次的消费产品或服务供给往往难以符合消费者心理预期。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结构会对消费需求形成构成抑制。因此，生产和供给的产品或服务结构要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变化，不应出现错位和偏差，否则会影响消费需求实现。企业要继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既要生产和满足大众化、标准化产品消费需求，同时也要生产和满足小众化、个性化和差异化产品消费需求，要不断开发和生产具有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高品质服务，向市场提供品质更高的消费品供给，促进新兴起的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企业要积极适应消费升级变化的环境。

  习指出：“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习这段话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我们在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中必须深入研究和落实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国家要达到供求平衡、协调发展、消费需求稳定扩大目标，必须保持国民收入用于消费开支与用于形成资本之间合理的比例，具有稳定的动态平衡关系，使形成消费支付能力的收入合理分配到消费者手中；同时要使形成的资本在产业上合理分布，以便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服务在结构上符合消费需求结构。在每个时期，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资本分布结构、消费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都需要保持相互吻合的动态变化关系。政府要减少消费干预，允许和鼓励高端消费和高层次消费，发展数字消费，特别是文化、艺术和教育服务消费，提高人民素质、文化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提升人民消费水平和层次。总体来说我国人民消费水平较低，消费层次不高，不利于高附加值产业高质量发展。1990年居民消费支出仅为831元，其中一半以上都用于购买食品，恩格尔系数为56.8%（图2）。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开支逐年增加，用于食品消费开支占消费开支的比重逐年降低。2021年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到31013元，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8%。但这个系数仍然相比来说较高，居民仍把消费开支的近1/3用于吃喝上，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能力有限。许多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10%以下，这些国家居民花费在吃喝上的开支占总的消费开支已经相当低了，可以把更多的收入花在高层次消费上。提高中国人民消费水平和层次需要发展高质量经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使人民具有除了确保温饱之外的更强支付能力。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条件和氛围。在解决消费支付能力的收入问题之后，消费需求扩张还受到消费的环境、条件和氛围因素的影响。有钱未必能达成消费愿望，不友好的消费环境、条件和氛围是障碍消费实现的大问题。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很多情况下由于环境、条件和氛围不友好而被抑制了，使消费需求的实现被搁置和延迟了。消费需求实现的环境、条件和氛围对于消费决策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扩大消费需求还要求我们转换进出口贸易观念，扩大消费品进口，创造让人民购买和消费进口商品的便利条件。政府要取消不合理的消费限制，加强市场监管。赋予人民更多消费自由和自主权利会促进消费环境友好，扩大消费需求。政府要加强各类消费品进入市场流通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制假贩假，在食品、药品和旅游安全方面加强监督；追究各地烂尾项目的成因、责任和利益输送关系；着力打击虚假广告、宣传和网络欺诈，打击电信和金融诈骗。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条件和氛围对于恢复消费增长势头非常重要。

  ▲鼓励提倡正常合理的消费，逐步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逐步的提升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逐步的提升人民日渐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精神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逐步的提升消费质量，升级消费水平和层次，增加文化、教育和精神娱乐消费，都是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和目标的逐步实现。逐步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既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所以，逐步的提升人民消费需求水平，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生动体现，是经济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更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源泉。全社会都要支持、鼓励和提倡正常合理的消费，便利消费，改善供给侧结构，引导消费向高质量、高层次转移，释放消费压抑。

  同时，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方面都需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浪费资源和财富，要把更多的结余财富转化为推动社会长远发展的资本。社会主义扩大消费需求的原则是鼓励和支持正常必要的人民消费，允许但不提倡过分的信贷消费、提前消费，不提倡高消费、攀比消费和盲目消费，反对和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奢侈浪费。